｛眾神的花園｝專欄
對貴族而言，這座公園曾經是模擬原始自然的狩獵地；對平民而言，這座公園對外開放程度隨著政局而擺盪，最「開放」的時候正逢戰後無政府的黑暗時期，直接化身林場與農場；對於外使而言，這座公園則是在政治風暴中逃避德國監控的飛地。
德文中的tier有「動物」、「野獸」之意，garten則有「花園」、「園林」之意，兩個字根結合起來的Tiergarten泛指動物園。原則上是這樣，但是柏林中心的古老公園Tiergarten語意複雜得多，不能直接這樣翻譯。為了順應時局與主政者的需求，幅員廣闊的Tiergarten過去數百年的功能不斷演化──十六世紀時，此處圍籬放養野獸，隸屬普魯士皇室的私有狩獵場，之後伴隨著貴族狩獵的功能式微，逐步整頓為皇家森林花園，最終向大眾開放；十九世紀時，景觀設計師改造為柏林市內公園。
正是因為柏林Tiergarten一言難盡的複雜背景，華語多以音譯稱呼之：「蒂爾加滕公園」，對那些不熟悉德語或相關歷史背景的人來說，這個稱號聽起來並不那麼帶有獸性，只是充滿異國風情。
朱自清一九三三年底寫下一則柏林遊記，當時他是這麼敘述這座公園（文中稱之為「梯爾園」）：
從菩提樹下西去，一出這座門，立刻神氣清爽，眼前別有天地；那空闊，那望不到頭的綠樹，便是梯爾園。這是柏林最大的公園，東西六里，南北約二里。地勢天然生得好，加上樹種得非常巧妙，小湖小溪，或隱或顯，也安排的是地方。大道像輪子的輻，湊向軸心去。道旁齊齊地排著蔥郁的高樹；樹下有時候排著些白石雕像，在深綠的背景上越顯得潔白。小道像樹葉上的脈絡，不知有多少。跟著道走，總有好地方，不辜負你。園子裡花壇也不少。羅森花壇是出名的一個，玫瑰最好。一座天然的圍牆，圓圓地繞著，上面密密地厚厚地長著綠的小圓葉子；牆頂參差不齊。壇中有兩個小方池，滿飄著雪白的水蓮花，玲瓏地托在葉子上，像惺忪的星眼。兩池之間是一個皇后的雕像；四周的花香花色好像她的供養。梯爾園人工勝於天然。（註）
讀者透過文字，不難想像公園精巧的人工設置，就表面上看來，蒂爾加滕公園彼時寧靜和平，遍布花壇與綠意，是人們暫或逃離都市叢林的休閒好地方；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這座公園的氛圍與這段敘述大抵也相去不遠。
不過，就歷史紀錄來看，朱自清信步花園的那一年，柏林正面臨歷史的轉戾點，政治氣氛暗潮洶湧，早前蒂爾加滕公園周圍已發生焚書、國會縱火事件，衝鋒隊濫捕誤傷的血腥暴力也幾乎毫無顧忌；希特勒運籌帷幄，少數略知內情者向各國主政者發出警告，然而多數邦交國仍未覺醒，普遍以為不尋常的動盪仍在掌控之中，刻意合理化納粹行動，將肅清與虐殺視為偶發事件，樂觀地認為可疑的希特勒政權不但溫和而且試圖創造和平。接下來的歷史發展大家都已知曉，最終這座城市連帶著這座公園迎向二戰，並於戰火中付出龐大的代價──柏林在彈砲中化為廢墟，蒂爾加滕公園彷彿遭到原地拔除，早先秩序井然的人造文明景觀在朝夕之間化為烏有；戰後怡情養性的花圃成為化外之境，為求生存，市民將公園內的樹木砍伐殆盡用作柴燒，人們瓜分殘土種菜，並且穿梭其中進行黑市交易。
一九三三年那個特殊的時間點，希特勒地下政府針對猶太人與異議者的迫害行動升級，同時透過滲透與監視來掌握國外勢力的影響；對於朱自清這一類匆匆一遊的過客來說也許並不能感同身受，但是久居於風暴中心的人無論有多麼天真，也知道風雨欲來。關於這段時期的國際與柏林現場的實況，最知名的其中一本報導書是美國記者艾瑞克‧拉森（Erik Larson）所著的《野獸花園》（In The Garden of Beasts），故事描繪一名美國外交官威廉‧多德（William E. Dodd）及其家人於一九三三年外派駐柏林的際遇、心境與立場轉折。《野獸花園》不同於綜覽式的宏觀歷史，藉由現場人物的文字紀錄走進歷史現場，呈現了更多政治風暴下人性與政治網絡運作的複雜。
現代駐德外使館大多緊鄰柏林的蒂爾加滕公園，美國大使館也不例外。位處柏林政治核心的蒂爾加滕公園恍如颶風之眼，看似平靜無涉，實則扮演著政治地理與情報過渡地帶，也是暫時躲避納粹監視者的庇護所。多德經常在日記中描述自己為了逃避與衝鋒隊狹路相逢，特地繞路走進公園，又或描述自己與歐洲大使商討因應納粹政府之對策時，刻意離開使館與住所，與對方相約在公園裡散步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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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主人的需求，所謂的「花園」（小則為私人園圃，大則為民眾的公園）有時候人工的斧痕深一些，有時候自然造景的氣氛厚一點，但無論如何，花園型態永遠關乎人的主觀偏好與刻意而為的環境控制，貼合主人的美學、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在大自然中，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害蟲，也無真正意義上的野草。拔除野草、滅殺害蟲，向來是人類在進行環境控制時，為求維持某種想像中的整潔秩序時所做的計劃性排除工程。
就納粹的種族清洗政策來看，他們試圖施行的正是某種「去蕪存菁」的理想國環境控制工程，彷彿管理的不過是一座花園的榮枯。人命如草芥的花園意象在2023年的電影《夢想集中營》（Zone of Interest）中發揮到極致──英文片名Zone of Interest指的是二戰期間含括奧斯威辛集中營、官舍在內的特別行政區。《夢想集中營》罕見地並不直接鋪陳花園牆外受害者那一側的喋血現實，卻逆向操作，根據史料還原統治者這一側的生活日常，大量呈現當時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官邸花園裡陽光普照、百花齊放的情景。劇中官夫人抱著嫩娃在園裡賞花、官夫人炫耀自己如何將荒地耕耘成井然有序的花園，以及當官夫人得知霍斯要轉調他處時，激動表示她拒絕離「家」，因為這裡象徵了他們夢想生活，「想要的一切在門口隨手可得」……如果觀眾並不是從全知者的後世角度觀看，這一切是顯得如此平凡而合理。不過正因為觀眾知道花園牆外升起的輕煙意味著什麼，也知道牆內官邸的生機與夢想是建立在什麼樣的任務之上，平行世界的對比格外使人感到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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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描述Tiergarten「人工勝於自然」，這座公園的巧妙確實仰賴人為的布置。蒂爾加滕公園功能隨著不同時代的社會環境而變化，它的跌宕遭遇賦予它多重象徵意義。對貴族而言，這座公園曾經是模擬原始自然的狩獵地；對平民而言，這座公園對外開放程度隨著政局而擺盪，最「開放」的時候正逢戰後無政府的黑暗時期，直接化身林場與農場；對於外使而言，這座公園則是在政治風暴中逃避德國監控的飛地。
如是種種，我們因此可以想像，所謂的「花園」經常是權力與國際關係的競技場，不僅僅是養花蒔草的娛樂場所，更是經常人為利用與擺布的政治空間，提供掩護，也能創造連結，無論是人與人的關係，或者國與國之間的邦交。在各種史料紀錄與藝文創作之中，唯一能夠在艱難的時勢中提供微妙政治空間之場域，只有各式各樣的「派對」了。無論是記錄外使家庭見聞的《野獸花園》，或者各種正面或側面描繪納粹帝國內情的故事裡，奇異地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派對──外交官僚、納粹主政者、說客離開了談判桌，即便在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仍要在檯面下舉辦一場又一場過於講究排場的派對，用以拉攏共識、製造關係，又或用以挑撥離間。表面上看似歌舞昇平、實則離地的派對，或者看起來風和日麗的公園散步，實則都暗藏刀光劍影的磋商角力。
傳統社會的達官貴人無論辦公或居宅皆附設花園，用意並不僅止於顯貴，對於影響者來說，空間即政治，藉由檯面下的餐宴聚會或花園漫步密談，積極時可以創造出許多無形的關係與機會，消極時也能提供掩護、逃避現實。在派對裡、在花園中如何套交情說事？如果不想讀史料堆疊的紀錄，不如讀至為動人的當代小說《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書中寫政治空間裡的人情世故寫得機鋒處處。表面上，《長日將盡》講的是服務昔日貴族仕紳的老管家故事，他為了盡善所謂的職業尊嚴，無條件服膺主子的決策與思想，錯過了愛情，錯過了許多重要的時刻，卻終其一生都試圖自我辯護，告訴自己為了更遠大的志向，這些犧牲都是理所當然。
透過這名老管家的回憶，《長日將盡》掩映的時代背景從一戰後綿延至二戰後，輕輕帶過了希特勒帝國崛起後如何利用政治手腕攏絡各國權勢者，英、法、德、美國在這場政治博弈中各自的象徵立場，老管家的前雇主如何因為親納粹政府而在戰後不見容於世，而他的美國新雇主又如何取代英國成為新時代的霸主。讀者可以看到舊世界的仕紳如何透過宴會與花園的閒談交際，試圖擘劃他們心中的政治藍圖，而故事裡的小人物又同樣如何透過這些高張力的場合表達或掩藏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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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日將盡》書中有一段值得玩味的花園對談，寫得特別曖昧，老管家受雇主之託向後輩解說男歡女愛之事，埋伏於花園中，吞吞吐吐地借用花園景致含糊說明「大自然的奧妙」，讓後輩摸不著頭緒。日後這位後輩在宴席中抓住機會與管家攀談，延伸了花園裡的話題，自顧自地說道：「……我們一天到晚淨談這些和約、疆界、賠款、佔領區，但大自然兀自展現其美好。這樣一想，其實挺好笑的，你不覺得嗎？」甚至還補了一句：「如果造物主把我們都創造成……植物甚麼的，不知道情況會比較好些呢？你知道，牢牢地埋進土裡。那樣一來，所有這些戰爭、疆界之類的荒唐事，當初也都不會發生了。」這個奇想大概是這本書裡最無厘頭的一段對話，他到底想表達什麼意思呢？或許這也是作者想提出來的問題。這名看似天真實則敏銳的後輩後來在二戰中陣亡以終。
電影版本《長日將盡》似乎為了要展現出門前冷落車馬稀的貴族沒落景象，特地拍攝了兩場大宅邸門前的景，戰前眾貴族出門狩獵的景象浩浩蕩蕩（莊園面前就是無垠的花園及狩獵場），更顯得戰後的寥落。此番對照同樣可以用之於蒂爾加滕公園，殘酷更加有之。
因為知道這些故事，當朱自清當年盛讚蒂爾加滕公園之美，輕快地說在公園裡「跟著道走，總有好地方，不辜負你。」竟有蕭瑟之感──大道多歧，蒂爾加滕公園的好日子將成為過去，即使總有一天它又將重新在荒土上繁花榮盛，如是輪迴，如同人類浮華的文明。
註：〈柏林〉，《中學生》第32號，1934年2月1日。
